日本核泄漏危机考验我国核辐射预警系统(组图)

3月17日下午南京禄口机场,江苏省环保厅对刚从日本回来的一架飞机进行核辐射监测。 (邵丹/CFP/图)

  3月17日下午南京禄口机场,江苏省环保厅对刚从日本回来的一架飞机进行核辐射监测。 (邵丹/CFP/图)

我国沿海地区辐射监测站示意图 (CFP/图)

我国沿海地区辐射监测站示意图 (CFP/图)

  监测核辐射,中国总动员

  一周十道指令 一天五次上报

  36个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328个陆地辐射监测点,涵盖了除河南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会城市和青岛、大连、丹东、威海等重点城市,此外,在核电站和各类核反应堆周围还设置了28个国家重点监管的核环境安全预警站点……这些构成了中国核辐射预警网络的雏形。

  而日本福岛核危机后的这场全网联动实时监测,是中国核辐射预警系统25年来“从未遇过”的一次超越了以往演习意义上的真正操练。

  “我国环境辐射水平未受到日本核电事故影响。”自3月11日日本地震及海啸引发核泄漏危机以来,中国国家环保部每天都向公众送上这样一颗“定心丸”。北京、上海、广州等41个城市的居民甚至每天都可以在环保部网站上查询所在城市环境辐射数值。

  普罗大众如此近距离、高频次地知晓所在地的辐射水平,史无前例;权威机构如此主动、透明地披露敏感数值,也是史无前例。而“史无前例”的背后,一张密布全国的核辐射预警监测大网正徐徐露出真容。

  标配与“私生子”

  上海沪太路500号,毫不起眼的五层小楼是上海市辐射环境监督站的大本营。这一上海市环保局直属的行政事业单位,过去是一个彻底的“冷衙门”,而这十几天来却热闹非凡。“这十几天曝光率比之前所有年份的总和还要高。”1985年建站伊始即工作于此的汪名侠感慨。自3月12日国家环保部首次披露各地辐射水平以来,诸多媒体纷纷探营这个出具上海环境辐射值的唯一机构。

  秘密藏在五层小楼的楼顶。一台由美国公司生产的高压电离室会随时捕捉空气中的γ射线辐射剂量,只要这个数值在每小时54.9到108.2纳戈瑞的天然本底水平内,便表明环境安好。所谓天然本底水平,是指各种天然射线的辐射剂量率,对人类没有什么危害。

  日本核泄漏释放出的放射性碘131,由于其半衰期可达八天之久,因此,如果这个时间段内污染扩散至上海,楼顶的气碘采样仪中载银的活性炭吸附剂可以捕捉其痕迹并取样。

  类似这样的装置,已是国内多个辐射监测站的标配。而上海站的镇站之宝——超大流量气溶胶采样器,却是号称全国唯一的巨无霸,它每小时最多可吸收空气1500立方米,“而国内一般的气溶胶采样器每小时仅能吸收70到80立方米。”站长陆书玉介绍说。

  然而,这台机器在陆书玉口中,却是一个“私生子”,并非国家环保部的标准配置。上海本地虽没有核电站,但北有江苏田湾,南有浙江秦山,“秦山距离上海只有38公里,比大亚湾到香港的距离还短。”为保万全,2008年,“南北夹击”的上海站一狠心,花费百万从德国进口了这台机器,“没想到这一次派上了大用场”。

  这台平时一个月才开动一次的镇站之宝,自3月12日以来便一直隆隆作响,每小时吸入600到700立方米空气,如果含有吸附在微尘上的铯137等放射性物质,机器里的滤膜会在最短的时间把它过滤下来,形成分析样本。

  沪太路只是上海监测核辐射的据点之一,在金山、崇明以及浦东的复旦大学张江校区,三个无人值守的自动监测站本来系分别针对秦山、田湾和日韩等国的核电站而设,眼下均因日本核危机一起启动起来。

  而在瞬间拉开的密布全国的核预警监测网上,无核的上海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节点。

  25年未遇之监测

  “接部里站里通知,由于日本地震,所有监测人员进入应急状态,不得离开上海。”3月12日上午10点,上海站核安全工程师汪名侠接到了这样一条内部短信。

  此时,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的爆炸声尚未响起,而一份来自环保部核与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的“应对日本地震应急指令”已经传真至各省市区环保厅(局)及辐射监测机构,要求各地立即展开辐射环境监测,每天两次向环保部上报监测数据,并上报应急值班人员的联系电话。

  全国辐射环境监测网络正式启动。网络中的36个全国自动监测站每天24小时不停歇地传递着空气监测值,所得数值直接上报给国家环保部,并于当天公之于众。

  3月17日,法国核安全局等机构将日本核事故等级由四级调高为六级,国家环保部再发应急指令,要求增加监测的频度和深度,并将一天两次上报升级为每隔三小时的一天五次上报,其对公众公布的频数也由一天一公布改为每天上下午各公布一次。

  如此高频次的迅速公布,即便连已经从事了25年辐射监测的汪名侠亦称“从未遇到过”。在此之前,根据环保部的《辐射环境监测网信息工作管理办法》,各地辐射监测站的数据报送只需每季度一次,而上海每年获得的二十余万个监测数据更是鲜为公众所知。

  从3月12日到3月18日,短短一周内,环保部连续发出了十道“应对日本地震应急指令”。其中,第七号指令要求对日本返程客机机舱内核辐射物质进行检查。据日本媒体报道,3月16日,一架由东京成田机场飞抵大连机场的货机因被检测辐射强度超出中国规定值,而未能卸货原机返回。

  动起来的不惟环保系统。就在汪名侠接到“进入应急状态”短信的同时,“日本核电站核泄漏3天内对我国无影响”的专项服务材料已经从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北京区域环境紧急响应中心发出。地震当天,该中心的数值预报专家即启动了环境紧急响应大气污染扩散传输模式,对500米、1500米和3000米高度的核放射性物质的扩散轨迹进行了模拟预报。

  而在海上,国家海洋局下属的北海、东海和南海分局也于12日夜间接到了关于在我国管辖海域开展放射性应急监测预报的通知,环境辐射监测人员随海监船离港取样,并得出日本核泄漏近期不会影响我国近岸海域的结论。

  这次暂告无虞的全网联动,对中国核辐射预警监测系统和整个国家核应急系统都是一次超越以往演习意义上的真正操练。而这张安全网的织就史已近30年。

  30年织网未尽时

  1985年,复旦大学放射化学专业毕业的汪名侠被分配到上海市放射性三废实验处理站(即为上海市辐射环境监督站前身)时,正赶上国家环保局组织的“全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这项调查从1983年开始,历时八年,系由后任国家环保局局长的解振华倡议并组织。

  其时,世界上已经有2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类似的摸底,中国核工业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核电事业也刚刚起步。今天看来,这场环境辐射调查“1.0”版本可以视作中国核辐射预警监测网络的开端。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该调查总顾问的潘自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今天环保部在向公众公布环境辐射水平时,所参考的天然本底水平正是这个1.0版本的升级版。

  随着核电事业的发展,核电站自身的预警监测装置构成了整个核辐射预警网络的桥头堡。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规定,核电厂的核事故应急机构和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应当具有辐射监测系统。

  环保部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派驻江苏田湾核电站的一位监督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田湾核电站在场内和场外共布设了十个监测点。在秦山、大亚湾等地,这样的前沿监测点也早已立起。

  核电站之外,各省无论有核无核,都设立了辐射监测站点。根据中国辐射环境监测网的数据,目前国家辐射环境监测网包括了36个辐射环境自动站,涵盖了除河南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会城市和青岛、大连、丹东、威海等重点城市,连续监测环境γ辐射剂量率。其中,陆地辐射监测点达到了328个。此外,在核电站和各类核反应堆周围还设置了28个国家重点监管的核环境安全预警站点。

  作为在有核省设立的第一个辐射监测机构,1988年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成立,1999年9月,在该站的基础上成立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这是目前我国技术力量最强、经验最丰富的辐射环境监测机构。

  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的颁布更是首次将建立核辐射监测网络纳入国家立法。该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了国家建立放射性污染监测制度,……组织环境监测网络,对放射性污染实施监测管理。再过三年,《国家核应急预案》出台,辐射监测、气象服务等被界定为国家核应急技术支持体系的重要一环。据此,环保部、卫生部及各省市、核电站都分别制定了不同层级的应急预案。

  然而,“各辐射站的建站水平仍旧参差不齐。”上海市辐射环境监督站辐射安全监管科科长代继伟说。虽自诩为全国一流的辐射环境监测机构,但“以我站目前的人力,仅局限于能够完成常规性工作”,这个年运行费用六百余万元的监督站的一份内部资料如是说。

  该站现有职工35名,专业技术人员29人,占总人数的82.9%,而按照国家环保部2007年颁布的《全国辐射环境监测与监察机构建设标准》,像上海这样无核设施的省级站,人员编制不应少于40人,技术人员比例不应低于85%。

  中国核辐射预警监测网络的真正完善,仍待时日。